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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思想在秦的成功實行

發布時間:2019-09-25   |  所屬分類:思想政治:論文發表  |  瀏覽:  |  加入收藏

  合縱連橫是戰國時期的外交思想,對戰國形勢的變化影響極大。其中,連橫派以張儀為代表,張儀用連橫的思想在秦國實行一種以以勢壓制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外交策略,減少了秦國不必要的國力損耗,且在精神上給予各國一種絕對強權的威懾,為秦完成統一大業作出了杰出貢獻。

指導思想在秦的成功實行

  關鍵詞:戰國;縱橫家;《鬼谷子》;張儀;合縱連橫

  一、張儀連橫政策在秦實行的背景

  秦本為殷商遺民,在周朝初立時不服新政權而反抗,失敗后一度淪為奴隸,后因其安分守己,且自殷商時就“在西戎,保西陲”[1](P174),對西陲最為熟悉,世代守衛西陲有方,于是,“周平王封襄公為諸侯”[1](P179)。因地處邊陲,秦常年與游牧民族交往,形成了勇武好戰的彪悍民風,秦軍戰斗力極強,中原各國鄙夷秦國卻也忌憚秦國。春秋時期各國爭戰僅為稱霸,斗爭激烈卻無亡國之危。至戰國時期,各國斗爭漸以統一為目標,斗爭日益激烈,秦國一度衰弱,“諸侯卑秦”[1](P202)。故而,至秦孝公時,他重用商鞅實行變法,僅二十年,秦國國力大增。后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駟繼位,為惠文王。他雖車裂商鞅,卻未廢其法,還進一步鞏固了商鞅變法的成果。后惠文王大膽任用了當時在各國中名聲并不好的張儀為相,使秦國的統一大業更進一步。張儀自惠文王五年(前320)入秦,惠文王十年(前315)始任相,期間惠文王更元二年(前323)“五國相王”、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五國攻秦之時兩次被免,在其任職期間,他主推連橫的外交策略,即“事一強以攻眾弱”[2](P452)。春秋戰國以來,各國間的外交主要是以軍事外交即戰爭為主,軍隊實力是關鍵。各國通過戰爭奪取土地,擴大自己的影響,但戰爭極耗國力,各國征戰大多戰戰停停,打一仗就歇一歇,恢復國力,然后再戰,往復循環,秦也不例外。而張儀則為秦國開辟了另一條道路,不戰時以言語威逼利誘;戰則游說各方,挑撥人心,削弱敵對勢力,不論戰爭與否,張儀都最大程度地保存了秦國的實力,以最小的代價換取了巨大的利益。然而,這種“不勞而獲”使張儀為各國仇視,甚至秦國的一些武將亦對其不滿,當武烈王繼位后,張儀為自保不得不主動請辭,返魏一年后逝世。張儀的連橫政策對秦統一大業的作用極大。

  二、張儀連橫政策的指導思想

  早在張儀實行連橫政策之前,合縱連橫的思想就已具備較完整的體系。其師鬼谷子王詡,是縱橫家的鼻祖,卻并不止是縱橫家。王詡學識淵博,兼涉兵家、陰陽家等學派的學說,皆有較大的實用價值,兵家助軍事,法家助政勢,縱橫利國勢,故其弟子大都受統治者重用,而同期的所謂世之顯學的儒墨兩家受重用的卻不多。儒家講求“仁”“禮”,體現人民訴求,認為統治者應施行“仁政”,就當時各國富國強兵、爭霸吞并的目標而言,儒家思想不合時宜。墨家提倡“兼愛”“非攻”,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無法實現,其符合當時統治者需要的僅有“尚賢”一點。儒墨兩家立足人民,向統治者傳達人民愿望,得到人民擁戴成為世之顯學。同是據時代而生的產物,儒墨的產生與縱橫家的誕生就好比一個事物的正反兩面,在同樣的社會背景下,一方從弱者的角度出發,強調倫理道德觀念在統治中的重要性,超越時代發展水平;另一方則從強勢的一方出發,重視對人性的挖掘,把握人心,進而實現更為有效的控制,符合時代需要。“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3](P1746)鬼谷子是縱橫家的祖師,著有《鬼谷子》一書,該書是“對春秋以來行人游說、諫說的經驗技巧和此類文章寫作經驗與技巧的總結”[4](P1),全書共14篇,是王詡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現存12篇,分為捭闔、反應、內揵、抵巇、飛箝、忤合、揣篇、摩篇、權篇、謀篇、決篇、符言,是先秦縱橫家的理論著作。與名家“白馬非馬”的詭辯術不同,縱橫的辯術更為正統,它深入挖掘人性,發現并擴大人的欲望,還提出針對性建議,使統治者們原本壓抑下去的野心重新膨脹起來。縱橫家之能不在于口舌之利,而在于他們的攻心之法,他們捭闔識陰陽,反應以識人,內揵和君主,抵巇明微末,忤合得時機,揣而知優劣,摩則得法,權以知度,謀必勝之,決而絕之,符言則必守之。縱橫家們從以往的經驗中不斷學習,體會人性,摸索掌控人心之道,上至君主,下至百姓,皆為其手中棋子,“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5](P415)。縱橫之道,強勢如此。“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6](P202)游說是縱橫家成事的重要手段,謀略則是決定結果的關鍵。在謀劃之前,首先應觀察現象、挖掘規律,然后掌控人心進行引導,如此方可達成目標,這就是捭闔篇中所言“觀陰陽,知存亡,籌策萬類”[4](P2);反應篇則要求在對話中察言觀色,把握“動靜虛實之理”[4](P24),結合以往的經驗找出不合理的地方來查探對方的真正意圖,識人亦識事;內揵和君主則是與君王的相處之道,攘外必先安內,只有上下一心才能一致對外。對于地位權力高于自己的君主,縱橫家講究說話的方式,對不同的君主使用不同的游說方式;抵巇明微末則是從細節處著手,找到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忤合得時機,找到展現自我的平臺,抓住機遇;揣而知優劣,是要明了談話雙方的差距,揚己之長,避己之短;摩則得法,仔細琢磨方得制敵之法;權以知度,反復權衡才能把握好行事尺度;謀必勝之,謀之以暗,勝則示之,敗則隱之,必不能為人所知;決而絕之,作決策時要果斷,游移不定則錯失良機;符言則必守之,制定好的規則就一定要遵守,違者必罰,秉持公允。正是這些思想促成了縱橫家們的成功,觀人、識人、知人、任人,只有真正了解人,才能自如地指揮人。張儀作為杰出的縱橫家,對于這些思想的運用可謂到了極致。

  三、張儀連橫政策在秦的成功實行

  戰爭與聯盟是國家之間的主要交往方式,目的是為國家爭取利益,春秋時為稱霸,戰國時則是兼并。無論是戰爭還是聯盟,軍事實力是各國謀取利益的最大保障,各國不斷努力,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變革時代開始。秦國商鞅變法是戰國變法的典型代表,從歷史發展角度看,其對秦國的統一大業甚至封建制度的建立都有深遠影響。商鞅變法之后,秦廢除世卿世祿制,規定:“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1](P2230)這種無功削爵的實施改變了秦政權中樞的權力分配,舊貴族因無功被免職,從而失去權力,降低了其對朝政的影響,變相提升君主權力,國君掌握了官員任免權,為惠文王任用張儀提供了便利。商鞅在廢除世卿世祿制后以二十等爵制代之,規定:“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1](P2230)他把軍功和爵位直接聯系起來,明確獎勵標準,提高了士兵戰斗積極性,使秦軍在沒有極為杰出的將領出現的孝公時代,仍然具有強大的戰斗力,“秦人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于前者,皆是也”[7](P1)。商鞅變法以“耕戰”為核心,在內,百姓努力耕耘,充裕國庫,為秦的大一統事業奠定物質基礎,亦是張儀實施連橫政策的經濟基礎;士兵們作戰英勇,使秦軍成為列國之中的一支勁旅,為世人所懼,為張儀連橫政策提供軍事保障。在外,秦國權力中樞“有功上位,無功削爵”的選官任官方式吸引了大批士子,為秦統一大業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人才儲備。商鞅變法為秦奠定了統一的基礎,張儀連橫則為秦的統一提供了方法。縱橫家行事講求靈活多變,順勢而為,張儀連橫政策也遵循這一準則。張儀入秦時,秦正處于戰略空白狀態,商鞅變法為秦打下基礎,秦卻沒有下一步的規劃,所以,張儀入秦后首先向惠文王就戰國形勢和秦國的國情作了說明。當時,大國戰略目標已由“霸主時期”的“爭霸”轉變為“全民戰爭時期”的“兼并”[8](P131),張儀對這一形勢的變化了然于心,他向惠文王進言,批判秦以往的聯盟政策,提出了連橫思想。依據秦國國情,張儀首先以連橫打破“三晉”對秦的封鎖,讓秦國東出,且在走出去的同時將“三晉”由秦的阻力變為助力,給各國一種勢不可擋的強國姿態,在精神層面壓制了各國;之后,他又破壞了齊楚聯盟,兩大強國聯盟的解體給了秦國可乘之機,奪得漢中楚地與巴蜀連成一片,在加強國防的同時將這兩塊豐饒土地變成秦國的經濟基地,改變了諸國形勢,各國對秦更加忌憚,秦國的地位日益提升。連橫政策的成功為秦國開辟了一條不同于以往單純依靠戰爭掠奪土地的道路。管仲認為,稱霸要“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9](P92)。張儀巧舌如簧,“示之以武”;用秦國強大的武力恐嚇列國,“拘之以利”讓各國獻出土地換取和平,各國初時略有猶豫,但“三晉”的安穩迷惑了他們,列國遺忘了割地的危害,秦得到土地,列國獲得短暫安寧,秦不費一兵一卒就獲得了巨大利益,這種局面自惠文王后愈發明顯,蘇洵言六國之敗“弊在賂秦”[10](P62)即是如此。張儀為秦開創了一種新的兼并思路,推動了秦統一的進程,張儀死后,魏冉、范睢等人成了他的繼承者,秦沿用這種思想,遠交近攻策略應用愈加熟練,連橫思想在秦得以最大程度地實行并獲得成功。縱橫家的游說謀略使得百姓甚至君主皆為棋盤上的棋子,世人厭惡他們卻也畏懼他們。所以,當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社會正統思想后,合縱連橫中所運用的一些外交謀略便被批駁,儒家從道德層面上猛烈抨擊縱橫思想,說縱橫家們巧言令色,虛偽狡詐,想要斷絕縱橫思想,但實際上這是統治者們借儒家的道德聲討,讓百姓遠離權謀之術的“愚民”政策,為的是將這種謀略之術壟斷在自己手中,進一步加強自己的統治,章太炎所謂的“儒家不兼縱橫,則不能取富貴”就是這個意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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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蘇洵.嘉佑集箋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作者:潘玉 單位:吉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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